当检测呈阳性时我心想这将会很风趣了-哈佛校长谈新冠康复

原标题：“当检测呈阳性时，我心想这将会很有趣了”-哈佛校长谈新冠痊愈

哈佛总统拉里·巴科（Larry Bacow）在3月24日给哈佛社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他和他的妻子阿黛尔·弗利特·巴科（Adele Fleet Bacow）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两人在居家隔离期间开始出现COVID-19的症状，随即检测确诊。

万幸的是两人目前均已康复，哈佛大学校长也在哈佛校报上分享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01

巴科:“我心想这将变得很有趣了”

记者： 您和阿黛尔现在感觉如何？

哈佛校长巴科： 我们感觉好多了。我们非常幸运。我们从未经历过任何导致很多人去医院的呼吸问题。对我们来说，这很像流感。至少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有趣，但肯定不会危及生命。

记者：您的症状是怎样的？

哈佛校长巴科： 我们俩都从咳嗽开始，然后发展为发烧和发冷。我全身肌肉酸痛，到处都痛，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几乎老到了120岁，接着就昏昏欲睡——就像得了流感一样。

记者：当您和妻子得知测试都呈阳性时，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哈佛校长巴科： 我们一直对于病毒非常非常谨慎，坦率讲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出现症状以前，阿黛尔和我已经接近十天没有外出见人，我们在家与世隔绝。之所以如此谨慎，部分原因主要在于我身患自体免疫性疾病，因而非常容易感染各种疾病。事实上，有些人质疑我为何需要去检测，这也是因为我免疫系统有所缺陷，具有感染风险。而当我们测试阳性时，我想：“这将很有趣。”

我还担心自己能否履行校长的职责。当我在塔夫茨大学时，我在2004年首次被诊断出自身免疫性疾病时病倒了，不得不休假一个月。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需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如果我不健康，我对任何人都不好。另外，我还意识到，如果其他人生病，我也得给他们一点时间恢复健康。因此，当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我希望通过成为一个听话的好病人，按照我期待别人做的那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所幸我有一个非常棒的团队。他们踏准节奏，弥补了我因病缺席而留下的空白，按计划推进所有工作。

记者： 隔离期间您还工作吗？是否完全处于休息状态？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作为校长，你永远不可能脱离工作。我会查看电子邮件，虽然做不到有信必回。我每天与帕蒂·贝林格（Patti Bellinger，校长办公室主任）和比尔·李（Bill Lee，公司高级研究员）通话一次。我每天收到凯蒂·拉普（Katie Lapp，哈佛执行副校长兼首席行政官）和艾伦·加伯（Alan Garber，教务长）的报告。如有需要，我也会给他们打电话。

记者： 当您在电子邮件中告知哈佛社区您和阿黛尔生病时，您收到了什么样的答复？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我们肯定收到成百上千封回信，这些反馈来自学生、教师、员工、和校友，其中部分来自世界各地。对此我们深为感动。

我还记得躺在病床上看着CNN，看他们报告我生病了，那是一种奇怪的体验。而且一旦成为国家新闻，我们便开始听到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老朋友和家人的来信。

记者：在这种隔离的状态下，您在做什么以保持自己的精力 ？您是否一直在追剧或阅读？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只是查看和回复电子邮件就挺吃力了。我真的没有找到时间看书消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个星期前，我儿子和儿媳，还有两个孙女打电话给我们。他们住在纽约，由于疫情居家工作，因此征求我们意见是否可以过来和我们同住一段时间。我们表示：“当然，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于是，就在我们俩首次出现症状的那天他们真的开车过来了。这段时间大家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经常通过视频聊天，彼此保持距离。我们最大的开心果是两个孙女，一个两岁半，另一个八岁。希望几天后我们大家可以脱离隔离和她们尽情玩耍。她们可以算是我们的消遣。

记者： 现在您感觉好多了，您在家工作的状态如何？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因为刚刚痊愈不久，我还无法确定自己能否回到日常状态。我还没有开始锻炼身体，但希望下周可以重新开始，在体力恢复期间我尝试放松自己。因此，通常我的一天是从查看夜间收到的电子邮件开始的，像其他人一样，我需要打很多电话，开视频会议。这些电话有的来自我的直接下属，我需要和院长和各位副校长沟通情况。我还得和政府官员进行交流，我与州长、以及剑桥、波士顿、和华盛顿的官员保持电话联系。

我一直与其他校长进行交流。常春藤盟校校长互相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密切联系，我还通过电话与其中部分校长沟通。我定期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讨论问题，我也与本地区其他一些校长同事通话交谈。我还与德鲁 (DrewFaust，哈佛前任校长)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哈佛前任校长）保持联系。因此，面对问题时我希望听取别人意见，他们要么曾经处理过类似问题，或者目前正在处理这样一些问题。

我一直与麻省独立高校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和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Education.）进行交流。上周末我们通过视频开了一次理事会。

02

疫情中的哈佛

记者：哈佛大学是从何时开始监测新型冠状病毒的？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1月初，哈佛大学卫生服务部开始关注中国的情况。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学生，也有大量的教职员工前往中国开展活动，因此我们开始监控那里的情况。我们还开始向从中国返回校园的社区成员发布咨询意见，以确保他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然后，我们开始发布劝阻旅行的咨询意见，先是针对中国，然后将其扩大到遍及全球的其他重点疫情地区。

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疫情的发展。我们还与哈佛教职员工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中有些人是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学、病毒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他们本身也与其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保持接触，并就未来面临的风险向我们提供建议。我们很快就召集一个危机管理小组跟踪相关事件，并开始进行一些初步规划。

拉普副校长负责召集该团队，他们在全校范围发动行政院长、副校长以及其他环境卫生和安全部门人员一起思考，如果病毒蔓延到波士顿，尤其是哈佛校园，我们该怎么办？哈佛大学健康服务主任江阮（Giang Nguyen）也迅速地组建了一个科学顾问小组。我们还有幸拥有教务长艾伦·加伯（Alan Garber），他不但是医生，还是一位经济学家。艾伦曾经发表过有关流行病管理的学术论文。因此我们依据海量专业相关知识应对疫情，并在此过程中做出一些堪称明智的决定。

记者：哈佛大学是最早取消线下授课并过渡到在线学习的机构之一，最初存在一些挫折。您能谈谈决策过程吗？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我们的想法几乎完全由以下考量因素驱动。一方面是观察新冠病毒的传播状况，开始是在中国，接着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并力图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

第二方面则是建立数学模型，这也是我们和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模型表明，如果新冠病毒具有我们设想的那种传染性，并且保持目前的危险程度，我们即将面临一场非常重大的危机。当时，我们相信年轻人感染风险小于老年人或基础疾病患者。近期公布的更多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至少在美国，年轻人的重症发病率超过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我们观察到日本附近的几艘游轮发生的感染状况，这让我们联想到学校宿舍一旦感染病毒的可怕后果，因为学生们在宿舍里同样住在一起，彼此密切接触。

随着春假临近，我们担心如果没有采取果断行动，我们的学生将散布到世界各地，他们很可能与当地年轻人密切接触；当他们返回校园后，我们即将面临病毒的全面扩散。因此，我们大家都认为赶在学生放假前采取行动很重要，我们很快调动资源。在安妮·马古利斯（Anne Margulies，哈佛副校长兼首席信息官）领导下，哈佛IT部门迅速做好准备，确保任何一个人都能使用Zoom，开始用Zoom培训教师，并保证哈佛的IT基础设施足以支撑大规模线上教学活动和通过Zoom召开视频会议。

同样地，我们负责学习升级的副教务长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及其同事们开始整合资源，迅速对教师进行在线教学培训。每个院长都和教职员工一起不知疲倦地投入准备工作。他们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真正英雄。接着我们向学生发出通知，要求那些可以离校回家的学生尽快撤离，春假结束以后也不要返回校园，我们即将把所有教学活动转到线上。

我深知有人会批评我们行事过于草率。但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麻省在四天内新增病例从13-28- 42-91例，虽然基数很小，这很显然也是一个指数级增速。这个增长速度与那些比我们提前一到两周爆发的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所以警钟已经长鸣。我很快体会到出错的代价是不对等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行事过于草率，我们将给很多人带来不便并浪费大量资源。但是，如果我们迟迟不作回应，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用生命来衡量。因此困难的不是做出这个决策，而是将其实施到位。不过，让学生离开学校、开学不要返校、过渡到在线教学这样的决定似乎相当显而易见。我们还认识到，通过果断举措，我们也许会让其他面临类似决定、但尚未获取同等专业相关知识的院校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

记者： 您觉得大学在疫情期间该怎么样支持学生和其他人？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显然，我们是在要求很多学生和社区中的其他人迅速行动，整个大学的人们都在积极帮助。当学生搬出宿舍时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忙，这展示出我们社区的力量。我们还提供经济资助，协助学生支付旅费、行李寄存费和其他费用。哈佛本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确保这个决策执行到位，并想方设法地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他们需要回答无数的问题，解决无数的困难。在短短五天左右时间里，约有6,000名本科生搬离了哈佛校园。

我们一定要迅速切换到在线教学，这对每位居家远程工作的人而言，几乎毫无例外地，也是一个转变。我们非常感谢正在照料留校学生的那些社区成员。我们真心感激那些继续为学校教学设施提供安全保障的员工。每个人都为这场危机所触动。我们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所有对他们提供支持者均愿意付出努力掌握在线教学所需的技术，这令我深受鼓舞。那些愿意学习全新教学方式的人也展现出如此深厚的善意。

记者： 在担任塔夫茨大学校长期间，您有过与之相提并论的经历吗？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我曾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与当时既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重大差异。最大的相似点在于，两次危机都对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造成影响。而且，我们捐赠基金在此期间都有所下降。短期内，两次危机都可能造成慈善活动趋缓，企业和基金会对学校的支持可能随之减少。

我们还会发现学生的经济资助需求有所增加。我们也看到学校的教职员工都非常焦虑不安。两次危机中，我们的社区都做出非常积极的反应，大家都在努力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这令人深感振奋。

这次危机的艰难程度远超2008年，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我们是住宿制研究型大学，但现在学生基本无法住校。我们的教职员工完成研究任务的能力目前也深受影响，因为我们一定要封闭图书馆和档案室，以及很多支持我们学术工作的实验室和研究设施，因此这些都是我们在2008年从未遭遇过的挑战。

记者：在这场挑战中，哈佛大学仍在努力应对这种流行病。您能谈谈哈佛学者如何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一起联合协作抗击疫情吗？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早在新冠病毒在我们国家形成如此重大危机之前，我们就开始与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的同行们进行合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合作项目，总部设在哈佛医学院，由乔治·戴利（George Daley）院长主持，哈佛所有教学医院，以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文理学院、学校其他部门的教师，外加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布罗德学院和拉贡研究所的同行都参与了这项合作。参与该项目的还有麻省生命科学行业的人员。

哈佛大学是这项活动的主导者，负责开发快速检测试剂，这对我们如何管理这场危机和开发新的疫苗和诊疗方法至关重要。对我们的教师、研究生、研究人员、产业界和医院的同行如此快捷地齐聚一堂，集中哈佛和周边合作者得以调动的所有资源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挑战，我感到无比自豪。

记者：在此过程中，哈佛与剑桥，波士顿和纽约州的协作情况如何？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我们一直在与剑桥市、波士顿市和麻省州政府进行合作，希望在各种方面提供帮助。例如，哈佛部分学院提供资源协助在家上学的孩子。对哈佛教育学院在该领域所作的工作，如何积极评价都不为过。我们将哈佛广场酒店向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免费开放，后者由于担心感染家人等原因可能无法回家。出于同样目的，我们在波士顿和剑桥提供更多设施。我们从实验室收集个人防护装备转交地方医院，为那些在防护装备稀缺的环境下依然尽力救助病人的医护人员略尽绵薄之力。

“哈佛大学公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详细的介绍了我们长期以来与州政府和当地社区进行合作的其他各种方式。来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也非常热心地提供帮助。一些校友协助安排从不同国家为我们运来个人防护装备，目前正在分发阶段，并通过州长的良好努力，确保物资送达最需要的地方。

记者：在经济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捐赠和大学未来的支出？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我们正在研究学校内部的每一项支出。此时此刻，院长和副校长都在与我们通力合作设法限制开支，确保在营收来源减少的情况下不至于入不敷出。我们花费很多额外开支帮助学生回家。我们为全校学生提供食宿补贴。我们发现继续教育和高管培训营收急剧下降。因此，我们的财务状况已经遭受显而易见的冲击。然后，我们拭目以待市场会让捐赠基金在未来一段时间带来什么样的投资回报。

好消息是，我们此前已经提前预计到未来某个时间点经济将面临衰退。我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有史以来最漫长的和平时代经济扩张。几年前，我们开始计划下一次衰退。我们不知道衰退何时到来，但我们相信某个时候肯定来临，因此我们设立一个衰退攻略，由我们的财务规划人员在汤姆·霍利斯特（Tom Hollister，首席财务官兼主管财务副校长）的指导下制定成文，所有哈佛院长和副校长均参与其中。我们还努力确保自己理解2008年的教训，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为下一次危机做出更好准备。我们采取措施确保（投资组合）比2008年初具备更多的流动性（译者注：在捐赠基金的投资组合中保留更多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我们设立了储备基金。

所有这一切有助于缓解危机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依然感受到冲击。剑桥市和波士顿目前限制基建项目，所以校园建设目前处于搁置状态。很多事情都延后处理，而且还得全面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03

疫情产生的影响

记者：充满挑战的时期总是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作为哈佛大学的领导人，要打这样的电话是怎样的感觉？有可借鉴的历史案例吗？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这样一个时间段，我确实感觉过往经历很有帮助。在塔夫茨大学十年间，我一度列出十来个必须紧急处理的不一样危机，从我担任校长十天后发生的9/11事件，到梅德福德的一次重大停电事故，迫使我们在断电状态下运营学校长达八天，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回到2004年我自己身患重病，在六个月内多次住院。

当经历这一切以后，我想自己对此颇有一些独到见解。有时候我会说，对一名大学校长最具挑战的是，所有轻而易举就能决定的事情早在提交到你跟前时都已经解决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所做的几乎每个决定都是51/49决定——如果我足够幸运，有时候是50.0001对 49.9999。所有无需绞尽脑汁的事情早就得到解决。因此，对于艰难抉择我已经习以为常。

过往应对挑战的经历确实收益匪浅。我还有幸遇到出类拔萃的同事，他们帮助我深入理解不同选择可能会引起的后果。然后，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我只能做到尽力而为。我深知自己无法做好每件事。但是，与其追求完美而优柔寡断，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要迅速行动、果断出击。当你需要纠错时，也得雷厉风行。

记者：您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对高等教育有什么影响么？希望在哪里？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即使是最暗的云彩也有一线曙光。我们正真看到整个学校里很多人都在帮助别人，并做出极为出色的工作。对此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但很高兴能看到这一切的发生。我们还看到哈佛师生共同实验全新的教学方式，我认为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想很多人已经体会到，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四处出差参加会议。如今很多会议能够最终靠技术手段实现——这有助于我们减少相关成本和减少碳排放。虽然我们都怀念一起聚会，一起工作的社会环境，大家依然想法设法寻找高效率的居家工作之道。

展望未来，我希望可以为哈佛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当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安排工作时，从长远而言将大有助益，不但在学校内部，而且对整个社会。

我还认为，当前共同应对新冠病毒挑战的机构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会长期延续。只要看看我们目前与那些中国同行（不但是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而且还有很多大学）是如何一起工作的。我认为我们所建立的关系将延续至未来。因此我认为这将带来很多积极的收益。

记者：在危机尚未解决之际，您有什么想对哈佛社区说的么？

哈佛大学校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耐心，感谢大家在适应我们从未经历的环境时所展现的灵活性。

当然我仍旧要请求大家不要对别人过分苛求。整个学校大量的人员都在努力而不间断地工作，力图解决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深知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但我们一定要承认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去面对和适应新的情况。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信任自己的同事，相信学校会竭尽所能做到最好。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了解，一旦发现犯错，我们会尽快改正。日久天长，我们未来肯定也会面对另外一些挑战，因为挑战从来不会消失，我们将与挑战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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